嚴修與興義府
嚴修是中國近代教育家和學者，被教育界譽為“中國教育現代化的先驅”、被后人尊稱為“南開校父”，在中國教育近代化過程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嚴修的一生與教育密切相連，始于貴州、得力于三年多的貴州提督學政經歷和實踐。三年中，嚴修兩次到興義府主持歲科兩考，傳播新學思想，選拔培養經世致用人才，尤其是由其改革傳統書院后培養的新式人才，對興義府開新風、育新才、興新學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有力推進了近代黔西南地區的教育發展。
南開大學校園里的嚴修雕像 （資料圖片）
嚴修一生留有大量的文字著述，其中，他前后堅持五十四年基本不曾中斷過的日記，對于研究清末民初政治、文化、教育、學術、社會等均具有重大史料價值。如《蟫香館使黔日記》，記錄的就是其出任貴州學政的經歷，集中體現了嚴修的教育救國思想、對教育改革的探索和實踐，以及對貴州教育事業的關注和重視。
“神交”興義筆山書院
嚴修與興義府的首次“神交”，是興義縣筆山書院；與興義府的首次交集，是興義府知府石廷棟（字小峰）。
“今特命爾前往貴州提督各府州縣學政......貴州人文所萃，尤宜加意銳新，多方鼓舞，以稱朝廷培植人才至意?！?/p>
1894年8月31日，光緒帝諭文欽命嚴修視學貴州。“提督學政”是中國科舉考試制度的一個重要官職，其官銜全稱為“欽命提督某省學政”。學政的主要職責就是赴省主持該省各府州的院試，即三年舉行兩次的歲考、科考。因既考文生，又考武生，故加“提督”官銜。
1894年10月14日，嚴修肩負朝廷重托離京啟程，于同年12月22日到達貴州省城貴陽。
作為新任學政，嚴修在赴任路途中就注重學習貴州歷任學政工作存稿，關注貴州省情。1894年11月28日這天日記記有：“舊任奏折，俱有存稿，大可依傍”，之后日記不時有閱“舊稿”記錄。當船行至武陵停留時，嚴修會見了譚芝云太史。譚太史建議“黔省宜設書局”，并告知貴州設書局的障礙是地偏道遠運書難，但只要有足夠的決心，路再遠、事再難也能將書運達。嚴修到達鎮遠后，了解到當地學子“唯得書甚難”。這便是嚴修到任第一件事，就開設官書局的原因。
嚴修到黔后，在短短的十天時間內，五會前任學政葉在琦（字肖韓）交接事務，詳細了解貴州情況。其中，1894年12月27日晚造訪葉肖韓，與之長談，了解到知名書院“興義縣筆山書院”。此時的筆山書院，即是由興義士紳劉官禮倡議并帶頭捐資于1890年修建而成的，俗稱第四座筆山書院。這座書院也是筆山書院史上的鼎盛時期，名師迭至、名生輩出，成就了黔西南教育近代化進程中的輝煌，讓文脈綿延不絕。嚴修從前任學政處知道筆山書院，算是嚴修在尚未到達興義府之前，與興義府的一次“神交”，同時，也說明筆山書院在當時貴州學政心目中或是貴州教育中已然立有一席之地。遺憾的是，嚴修兩次到達興義府卻未途經興義縣，沒能與筆山書院親謀一面。
在主持歲、科兩考中，嚴修首先舉行的是上游歲試。時貴州政區為十三府（直隸州）、三直隸廳，設考棚十三棚，三直隸廳附于相應的府，并按地理位置將十三棚劃分為上、下兩游，上游實行歲、科兩考，下游則實行歲、科連考。上游五棚，即安順府、興義府（附普安廳）、大定府、遵義府（附仁懷廳）、貴陽府；下游八棚，即平越直隸州、鎮遠府、石阡府、思南府、銅仁府（附松桃廳）、思州府、黎平府，都勻府。
具體什么時候開始考試、如何安排行程，嚴修一方面遵循慣例，一方面也結合實際。而對于這個問題，興義府知府石廷棟也是極其關心。1895年1月31日，嚴修會見了三位客人，其中一位就是興義知府石廷棟。石廷棟非常關心嚴修出棚主試日期，因興義府還未舉行府試，府屬各縣中也仍有未舉行縣考的，所以向嚴修說明，并請延緩考試時間。與石廷棟交談后，嚴修向稿房進行了解，得知“向來出棚之期，總在二月初十以內?！敝?，經過商議和準備，嚴修擬定二月初四日啟程舉行上游五棚的歲試，并于正月初九日寫信給石廷棟“與商可否”，石“旋接復函，如約而定”。這樣，嚴修到貴州后的第一次出城主試時間，就在與興義知府的相商中定在了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初四日，即公歷1895年2月28日。
與興義府的兩次“親密接觸”
二月初四這天，嚴修出省城開始主試上游歲考。由安順府、興義府附考普安廳、大定府、遵義府附考仁懷廳，到閏五月十八日（7月10日）回省城試貴陽府，完成上游五棚歲試。八月二十八日（10月16日）從省城貴陽出發，主試下游八棚歲、科連考。由平越直隸廳、鎮遠府、石阡府、思南府、銅仁府調考松桃廳、思州府、黎平府，最后到都勻府考畢，于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1896年8月12日）回省城。七月初五日（8月13日）至七月二十一日（8月29日）完成貴陽府科考。駐省兩個月后，又于十月初六日（11月10日）從貴陽出發主試上游另四棚的科考，先到遵義府，經大定府到興義府，最后到安順府考畢，于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1897年2月23日）回貴陽，全部完成全省的歲、科兩考。
嚴修在貴州共42個月，其中18個月零13天主持各棚歲、科考試，其余時間籌建了貴州官書局、改革學古書院并親自授課和批閱課業，還完成了著名的《奏為時政維新請破格迅設?？凭搓惞芤姟罚ê蟪：喎Q為《奏請設經濟特科折》）撰擬呈報。可以說，貴州于嚴修，是其教育事業的第一塊實驗田；而嚴修于貴州，則是改革貴州傳統教育的第一人。
在這18個月零13天的主試工作中，嚴修到興義府共兩次、55天，主持一次歲考、一次科考。
嚴修第一次到興義府是主持歲考，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初二日（1895年3月27日）至三月三十日（4月24日），共29天。宿地有涼水營（今晴隆光照）、安南（今晴隆）、安姑（今晴隆安谷）、新城（今興仁）、普坪（今安龍普坪）和府城（今安龍）。三月初七日（4月1日）至三月二十七日（4月21日）在興義府城主持考試，共21天。第二次到興義府是主持科考，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1897年1月4日）至十二月二十七日（1月29日），共26天。宿地與歲考相同。十二月初七日（1月9日）至十二月二十日（1月26日）在興義府城主持考試，共18天。
1895年，安順府試畢，3月24日嚴修啟行前往興義府，經宿鎮寧、關嶺、永寧，三日后于3月27日進入興義府境，當晚宿住涼水營。27日早晨，嚴修一行從永寧城出發，到新鋪午飯后繼續上路，過盤江鐵索橋時，降輿立眺——“回視來徑，一水環折，兩峰沓交，云影波聲，倏然意遠”，極贊橋之奇險，景之奇觀，還在日記中描述過橋情狀“如履輕舟而踏秋千也”?？梢韵胍妵佬蕻敃r的心情，亦隨鐵索橋輕快蕩漾，路途中的顛簸疲乏也因奇景頓消。可是，這樣的心情，很快被宿地涼水營“破屋數間，不蔽風雨，賓主四人，拳處一室”的情狀所消解，而1897年1月第二次到興義府主試時，入境的當晚仍宿涼水營——“五人連榻，逼仄甚于去年”，感嘆涼水營的貧窮偏遠，除深嘆“黔民之最苦”“亦無可如何也”外，嚴修也十分體諒在此地當差的人員——“州縣應差，甚以為苦”。
此外，一路感贊府地大好風光——“竹木泉石，各極其妙，尤多奇峰”；在游歷真武山時，稱贊鄧道士年雖89歲卻依然健朗，得宜少年入軍的經歷；對廖箕箐所造紙質非常認可，購買了十刀紙；評贊安南的黃果最多，“大者如翁”“味甘美”等等。
這55天，是嚴修與興義府的“親密接觸”，也是嚴修進行實地調研考察的過程，使其對貴州西南民族山區的民生風物、教育水平、學風學子均有一定的了解和認知，影響和推動了興義府屬的興學育人，使府屬教育風氣為之一新。
對興義府教育發展的影響
勸學倡新風，整飭不良風氣。
嚴修1895年在興義府城安龍主試的歲考中，共舉行了文、武兩科考試，分生童經古場、文童正場、武童正場三場進行。清代科舉的歲考，目的是考取童生“進學”和考察已“進學”生員的學業情況。科考主要作用則是按規定的“正額”和學政“補錄”選拔人才參加次年的鄉試。1895年的歲考，全府共有文武生童2097人齊集興義府城安龍參加府試，其中，文童正場當日就有896人參考。而在1897年舉行的科考中，全府也有1209名學子進入府試院參考，文童正場當天也有776人入院考試?？梢韵胍?，時稱“甲于天下”的興義府試院彼時的宏闊規模和鼎沸人氣。
在第一場生童經古考試中，15歲的黃興禮、13歲的黃興德試背《十三經》，均只背了《爾雅》《詩經》一二段，“余經不甚熟”。嚴修了解到，這兩童為同胞兄弟，不讀經已經一年多了，是看到嚴修到任后所發的《勸學告示》后，“乃始溫理也”。
嚴修到任十多天，便發出《觀風告示》《觀風題》和《勸學告示》，五勸貴州士子——“勸經書成誦”“勸讀宋儒書”“勸讀《史記》《漢書》及《文選》”“勸行日記法”“勸戒食洋藥”，反對不良學風，倡導讀書致用。在此后的三年多督學時間中，嚴修始終貫徹自己的這些教育主張。嚴修推崇宋儒，是因其“以躬行為主，故其言多平實切用”“由此入門，先可束身于無過”，體現的正是嚴修“讀書以致用”和“中學為體”思想。在“勸經書成誦”中強調：“凡童試招覆日，兼課背誦五經，能全誦者必錄，不能一經者，文雖佳亦絀?！笨梢姡瑖佬迣Ρ痴b五經的重視程度。此外，嚴修還認為歲、科兩考中的作弊現象、盤剝考生、試題空洞陳腐等問題是人才培養過程中的三大積弊。嚴修在“告示”中明訓要掃除科場積弊，重開讀書新風。因此，貴州學子在嚴修的鼓勵勸告下，如黃氏兄弟般已長時未誦背經古的生、童，又重新回到書案邊，興起讀書致用的新學風。
在此新學風的吹鼓下，府屬學子在1897年的科考中，“經古”比歲考有了明顯的提升。嚴修第二次到興義府主試科考時，在經古場的考試中，背經人數比歲考多了三人，增至五人，且皆能背五經，并在嚴修的“逐一抽試”中，四人誦經“皆爛熟”。最后，嚴修錄取童經古二人，背經者三人，第一名均為普安廳人談景彧，嚴修在日記中稱贊其“背經最熟，講解最明白”“十六齡童子，可喜也”。經古第二名是興義縣人趙顯彬，背經第三名則是趙顯彬之弟趙顯國。巧合的是，趙氏兄弟正是筆山書院學子，時筆山書院的學風亦可見一斑。
同時，嚴修還勸導貴州士子寫作日記札作。他認為學用與言行不一也是當時不良學風之一，這樣的學風培養出的多是俗士、陋儒，不堪國家大任。認為讀書札記，“日久積多，遂成著作，此最便之法”，不僅如此，寫作日記還有反省自身的作用，是集讀書、運用、修身三者為一體的好方法。因此，在督學期間，“當索觀之”，檢查批閱學子日記。嚴修第二次到興義府主持科考時，于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八日（1897年1月10日），收到81歲孝廉蔣思超的《日省錄》，在“莊誦一通”后，明其“大旨以宋儒為宗，而于朱子崇信尤篤”，嚴修甚贊，提出“安得如該生者數十人，分教其鄉，以資衿式？”的教學管理模式，并寄希望能在府州縣實踐，以解決各地學子“喪行檢”的不良習氣。還責令普安廳學教官“擇諸生中性情與此相近者六人”，抄六卷《日省錄》限時送到省院。此間，嚴修還收到興義縣呂聲文、普安縣姜鳳陽等府屬學子日記雜作若干?？梢姡畬賹W子均遵照勸導，普遍學習掌握了這一讀書兼具修身的“寫作日記”的學習新法，且尚有學子脫穎而出，如呂聲文成為嚴修改革后的學古書院在全省首批選拔錄取的40名高才生之一。
另外，嚴修在往返興義府的途中，還受理沿途府民關于地方文生、武生的檢舉和控告，如頂姓冒名考者、騙奪財物、欺壓霸占等惡行；在主試期間，嚴懲“槍手”，獎勵檢舉，“查出冒名者頗多”，興義府屬學風得到整肅，正氣盎然。
力推算學科，培育實用新才。
算學納入歲、科兩考，是1887年清廷批準江南道監察御史陳琇瑩《請將算學歸入正途考試折》的奏折而增設的，盡管考試算學科已有好幾年的時間，但朝廷規定每20人取一名、至多不超過三名的錄取限額，算學推廣成效并不大。加之信道閉塞的貴州山區，學習算學的士子就更少了，正如雷廷珍在《誓學碑緣起》中所言：“算學，黔中絕學也”。嚴修為改變貴州這種狀況，非常重視數學學習，不僅自己熱愛和持續學習算學，也在全省極力推行算學，助推了貴州學子學習數學的熱情，發現和培養了一批數學人才。
其一，鼓勵黔中士子在歲、科兩試中報考算學。至1894年嚴修主試的歲考中，全省報考算學的士子仍寥寥無幾，僅貴陽府三人報考，占當時134名生童考生的2.2%，可知學習數學者之少。最后嚴修打破“額定”將三人全都錄取，說明三名考生有學習數學的基礎，既體現嚴修惜才，可能也多少帶點鼓勵性質。難能可貴的是，在1897年1月興義府的科考中，也有兩名學子報考了算學。嚴修非常重視，大致是在一種既興奮又疑惑的矛盾心理下對二人進行試問，因此問得極細致和認真。當問“汝習何術？”時，其中一人實未曾學習過數學，后改試經古。另一名自稱“九章四元”，嚴修追問是“籌算”還是“筆算”，考生先答筆，后又答籌，嚴修再問“能演草乎”，回答不能。此時，嚴修實已判斷該生沒多少數學基礎，但仍不放棄，進而追問他看過什么算學書籍，結果考生回答的是“策學”，更不知曉《九數通考》之類的數學書籍。到這時，嚴修才放棄取之算考的最后一絲可能，請該生改試經古。這兩位考生雖未以算考參試，但他們有勇氣報考也是值得肯定的。至少說明，一方面深受嚴修勸考算學的鼓勵和影響，想進一步了解和學習算學，體現了學習算學之風在府屬各地悄然興起；另一方面，也體現嚴修雖然重視算學，但在錄取上也絕不馬虎遷就，而是真心想造就算學人才。
其二，改革舊式教學內容，加強數學教育。這一過程中，頗費周折的是聘請算學教師。嚴修在極力發掘省內數學人才的同時，多方聯系聘請外省算師。
1896年7月在都勻主持歲考時，了解到郭竹居“頗習洋法，通算法”，并撰有《勾股細算》。郭竹居的父親曾任興義府教官，時知府張瑛聘請其教授張之洞。張之洞任兩廣總督后，曾聘任郭竹居為“水陸師堂稽察，兼教習洋文”。在粵期間，郭竹居學問得以精進，對西學亦有研究和心得。因此，嚴修在這天的日記中感贊“黔中有此人，庶幾一開風氣乎？”嚴修在省內發現的另一位數學人才是裕福田。在落實學古書院改革事宜中，嚴修認識了“頗好算學，兼習推步”、年僅24歲的裕福田，非常器重和欣賞他，自1896年9月12日相識后，嚴修幾乎每天都與裕福田商榷、研究算學，二人有時深談至半夜，嚴修稱之為“師友之益人也”。
1896年12月29日，嚴修由大定府到興義府主試途中，由于前一日收到“黃玉屏不應主講之聘”的回信后，立即致電張之洞請其推聘算師。到1897年4月14日，長沙回電，“言算師因道遠脩微”“皆不肯就聘”。此時，學古書院已開學半月了，嚴修只能親任算師，并聘請裕福田、郭竹居在學古書院執教算學。
其三，月課算學。為力推算學，嚴修除力聘算師任教、自己親授算學、刻印算學書籍以外，還在學古書院每月舉行一次算學考試，參考者不限于學古書院院生，其他書院的學子都可以參加，嚴修親自批閱試卷，錄取超等、特等生，并以《代數術》《尊經書院記》等書籍獎勵學優者，嚴修在任期間共“月課算學”9次。就是在嚴修如此重視和珍惜數學人才的影響下，改革后的學古書院造就了一批如黃祿貞（字干夫）、申云藩等優秀數學人才，包括興義呂聲文也喜好算學，還專門請教過嚴修《九數通考》中的題目。而后從學古書院畢業到筆山書院擔任山長的張壽齡、熊繼先（字范輿）等均兼習算學，開筆山書院算學新風，為興義府培養了一批實用人才。除培養了省內自己的算學教師外，更為可喜的是，原來到外省聘請算師不至的局面被打破，出現向云南輸送算師的盛事——被嚴修兩次算課評為第一的申云藩，到云南應“算師之聘”，正如《誓學碑》所云：“黔士通代數微積者，至今遂彬彬焉”。
改革舊書院，推動新學興起。
改革學古書院是嚴修在貴州取得的三大教育成果之一，既是其教育理想的實踐成效，也是助推貴州教育近代化的重要力量，直接影響到地處貴州西南隅的興義府教育——新學興起，人才蔚然。
嚴修改革學古書院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康有為、梁啟超關于“教育強國”的維新運動主張，其改革理念則主要是來自張之洞的教育思想。嚴、張兩家是世交，嚴修稱張之洞為“世叔”，受其影響較大，其學術思想與之更為接近，都主張經世致用、中體西用。張之洞在1898年發表《勸學篇》正式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頭一年，嚴修就從其《輶軒語》中汲取讀書“期于明理，明理歸于致用”的思想，并借鑒張之洞創辦尊經書院的經驗，潛心改革學古書院，實踐讀書致用、中體西用思想。此外，嚴修還吸收了李端棻的《奏請推廣學校折》主張，以及其他書院的做法，如《校經書院志略》《經正書院章程》等，在此基礎上親自起草學古書院章程，五易其稿，花了九天時間才定本，可謂殫精竭力，砥俗振綱。
改革后的學古書院初步具備了中西學堂性質，在教學形式上“分齋講授”，因材施教；在教學內容上除經史儒學外，增設算術、英語、地理等科目推廣西學，并要求師生觀看《時務報》學習關注時政；在管理上聘請經學大家雷廷珍為院長，設監院管理后勤，最重要的是制定了《書院章程》《學古書院肄業條約》《山長學規》三種規則，規范管理師生；在生源上，從全省選拔40名高才生入院，進行重點人才培養。書院于1897年3月30日正式開學，比黃遵憲、譚嗣同在長沙創辦的時務學堂還早半年。嚴修離任后，1898年貴州巡撫王毓藻向朝廷申請將改革后的學古書院更名為經世學堂，是貴州近代史上的第一所新式學堂。嚴修也因此成為貴州傳統教育改革的先行者，為貴州教育邁向近代化立下開創之功。
嚴修離任后，曾執掌學古書院的雷廷珍受聘出任筆山書院山長，隨后學古書院培養的第一批實用人才，諸如張壽齡、姚華、熊范輿、徐天敘等先后擔任筆山書院山長，推行新學，為興義府培養出一批新式實用人才，在各行各業成為有影響的人物。
所謂“新學”，是清代末年至“五四”以前，由西方傳入的新文化，包括政治學說和自然科學，相對以儒學為研究主體的傳統學術——“舊學”而言。興義筆山書院最初的教育內容是“舊學”模式，隨著時世的變遷，教學也講求實用，但主要仍以研習儒家經典為主，間以議論時政。
1899年雷廷珍執掌筆山書院后，實施“學以致用”辦學宗旨，采取經世學堂教管方法，訂購《時務報》、規定每月兩次呈送筆記批發，并講評獎勵，力推新學，成績斐然，士風一新。此間，府屬學子、有志之士均慕名前來聽講。如袁祖銘父親時至而立之年，仍赴筆山書院旁聽碩儒雷廷珍講學。值得一提的是，嚴修離任返京途經武漢時，拜訪了張之洞，與之長談視學貴州情況，必不可少地提到并推介了雷廷珍。這便成為張之洞日后力邀雷廷珍執掌兩湖書院的直接原因之一。
此后，學古書院學子張壽齡任筆山書院山長期間，重視教師的選聘和培訓，短期輪訓書院教師，訂制書院規章制度加強管理，編寫國文、數學等教材，每月運用簡報報道兩次時政，培養實用人才的同時，增強師生愛國救國的責任感；姚華擔任山長期間，將其編寫的《小學問答》作為教材，系統講解漢字源流、演變、造字和用字等方法，并著有《筆山講錄》，以新教法、新思想講解六書要旨，強調以簡馭繁、觸類旁通法則，以新學施教，傳播新思想，學風為之一變；熊范輿是姚華的同窗好友，二人相約同赴筆山書院，熊范輿主講西學，培養了一批實用人才；徐天敘是筆山書院的末任山長，徐天敘將新思想融入經史講學，分呈筆記，每月還舉行一次講演，府屬士人均可參與，風氣又一變。
1905年，筆山書院改為縣立高等小學堂后，次年徐天敘帶領魏正楷、王文華、竇居敬、高志強等13名學子報考貴州通省公立中學堂，“囊括1—13名前列錄取”，筆山書院“名震貴州學界”。之后，學古書院學子聶樹楷、李映雪等繼任校長，持續推動黔西南地區教育發展。
彼時，筆山書院新學蔚起，學務蒸蒸，培養出一大批有影響的人物和實用新才。從筆山書院走出的學子，有如王伯群、王文華、何應欽等影響全國的重要人物；還有如保衡、劉剛吾、王聘賢、趙伯俊、劉若遺等一大批在全省、乃至全國軍政、醫學、教育、金融各界影響極大的實用人才。
相較之下，在當時府、州、縣學“官學浸衰”的大環境中，官學教學活動有名無實，教官不再講課，也不考核學生，亦更加凸顯了書院的作用。尤其在如筆山書院般學風盎然、成績斐然的影響和帶動下，重教興學、講求實用之新風吹及府屬各地，極大地推動了府屬教育發展。據有關史料統計，這一時期興義府共有官辦、民辦書院十所，排全省十三府的第七位，其中，筆山書院的師資水平（進士、舉人總數）排第四位。
更為可貴的是，在此興新學之風的影響下，20世紀初，在清廷頒布《欽定學堂章程》（即壬寅學制）而未正式付諸實施的情況下，地處偏遠山區的興義府卻根據其規定，將府城的全部9所義學都改辦成蒙學堂，將官辦文峰書院改為新式中學堂。雖然這些改辦的新式學堂大都未能有效地推行新式教育，但足以體現興義府重教興學的理念，并邁出了黔西南地區教育近代化的步伐。在此基礎上，到1904年癸卯學制（《奏定學堂章程》）頒布，近代教育制度在全國范圍內逐步推行，黔西南地區新學教育推進有力，新式學堂興辦成風。自1904年貞豐州同褚德明率先創辦初等小學堂4所、次年興義府知府李祖章在安龍創辦官立中學堂后，興義縣興辦小學堂13所，至宣統三年，全地區現行區劃內完成中、小學堂改建新建共85所，實現教育近代化轉型，開啟教育發展新的篇章。
萬里跋涉，遠赴邊陲，是嚴修人生的重要轉折點，亦是貴州之幸、興義府之幸。嚴修視學貴州的功業和人格，讓時人“相與謳吟歌詠”，嚴修則成為我們今天追尋和敬仰的一代文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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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 ‖ 徐燕 編輯 ‖ 印象黔西南 ）